【东南亚投资分析】海外华人华侨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以东南亚为例

梁育填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周政可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综合地理信息研究中心

刘　逸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原文刊载：梁育填,周政可,刘逸.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J].地理学报,2018,73(08):1449-1461.

版权说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 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网络；海外华人华侨；区位选择；东南亚

1 引言

　　随着“走出去”战略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企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已经由2002 年的27 亿美元上升到2015 年的1456.7 亿美元，首次超越日本，位列全球第二[2]。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不足，如何选择对外投资地，成为中国企业关注的首要问题[3-5]。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个体或者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例如投资决策、劳工招募和企业管理中往往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建立初步的信任和交流[6-7]。当前中国企业日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力军，海外华人华侨网络能否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协助、吸引、带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8-10]。当前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表明，共同语言背景能够为语言母国的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操作运营中带来便捷沟通和交流润滑的积极作用，民族关系网络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也起到增加信任、减少沟通障碍等重要作用[10-13]，但是海外华人华侨网络能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学尚未充分揭示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

广东省第六届粤东侨博会开幕大会

（图源网络）

　　当前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研究中已经有丰富的理论基础，早期理论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作为其研究对象[14-15]，例如邓宁提出OLI 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中具备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才有可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16]。然而，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走上对外投资的道路，基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暴露出适用性方面的局限[15, 17-18]。具体而言，① 对于本身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为何可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点难以解释[15, 19]；② 对于“优势”这一概念的认识缺乏全面性，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企业只要具备了某一种或多种广义的相对优势就具备了到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的能力[15]。因此，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开展分析和解释，创立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如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产业升级理论、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等，以此构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14, 20-21]。尽管这些理论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但这些学者尚未充分关注和讨论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相比之下，经济地理学家已经对这个话题，做出了许多卓有贡献的研究，例如对港资和台资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投资，均证实了华人关系网络在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大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华侨一方面充当投资说客，积极对外宣传中国的投资环境，引导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同时协助中国厂家打通海外出口市场渠道；另一方面也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军，直接在大陆地区投资设厂，例如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企业家[22-25]。从有关族裔关系网络的研究中可知，促进贸易与投资并非海外华人华侨网络的专有特性。Javorcik 等的研究证实美国移民与美国移民原籍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2]。除了这种直接的带动，连同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还可以承担知识和资本输送网络的作用，由此对发展中地区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Saxenian 揭示了中国和印度出生的工程师在发达地区产业集群中就业之后，正在更快、更灵活地转移远距离区域经济之间的技术和知识，因此显著地加速了本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26]。Yeung 更是指出，跨国社会群体正在成为全球性的非正规技术传递网络，由此改变了传统的由企业控制技术空间传播的局面[27]。近年来，经济地理学家逐步关注到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的影响。当前的研究已经发现海外华人社区在欧洲地区对中国企业投资有显著作用[28]。这种作用可以理解为语言和文化交流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沟通障碍较小的地域进行投资。但是，当前研究尚未证实这种机制是否具有普遍性。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海外华人华侨更为密集，从文化和语言差异上来看，均与国内营商环境较为接近。社会关系网络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是否还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否在降低语言和文化障碍之外，社会关系网络还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关系网络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积极的影响。为了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中国商务部备案登记的对外投资企业2001-2016 年在东南亚投资的数据，首先描述了东南亚华人华侨的现状，考查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然后提出假设，建立混合逻辑模型检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规模以及关系密度对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变化趋势，最后本文比较了不同行业的企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对华人华侨的不同需求程度，从而证实这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的关系。

图源：百度图片

2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东南亚的10 个东盟成员国，分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总面积443.56 万km2，2015 年人口约6.01 亿，GDP达2.4 万亿美元。本文将东南亚的10 个东盟成员国作为本文的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①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东南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区域，2015 年流向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46.04 亿美元，同比增长87%[29]。② 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人华侨重要迁居地，华人华侨移居东南亚历史悠久且人数较多，占海外华人华侨总数的73%左右[30]。他们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商人脉关系、牢固的中华语言文化教育与传播平台和独特的融通中外优势，对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研究方法

2.2.1 模型选择

　　当前对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通常根据离散选择模型来评估[31]，假设一个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公司会选择投资到预期回报最大化的区位，最终每个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所有可替代选择方案中离散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在控制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外部经济因素的条件下，当决定在东南亚的哪个国家投资时，中国企业面临带有特定区位属性的10 个可替代区位。为了评估这些区位选择，本文利用混合逻辑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主要考虑所研究的问题既有“随方案改变”的解释变量，如华人华侨的数量，也有“随个体改变”的解释变量，如不同企业的产业性质，混合Logit 模型能够解决无关方案的独立性特性和喜好随机性限制[32-33]。

2.2.2 假设检验

　　（1） 基于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的假设。已有实证研究认为海外华人华侨规模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正面作用。Buckley 等认为更大规模的华人华侨能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和当地信息，中国投资者们通过接入民族社交和商业网络获取区位上信息的能力也潜在增强[34]。Kelly 等利用2007-2011 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其中华裔人群的相对规模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区位选择预测中最强的因素之一[35]。这些研究揭示，拥有更大数量华裔常住人口的国家通常显著地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投资。但是，对于华人华侨最为聚集的东南亚地区，尚未有研究证实这一猜想。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在东南亚的某一国家，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投资可能性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

　　（2） 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的时序变化假设。2001 年12 月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崭新阶段。有关研究表明，2001 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5]，因此研究数据以2001 年为开始节点。Dunning 提出了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本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发展阶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周期性规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36]。许多学者将其应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分析上，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4-15]，普遍认为2007 年前后中国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进入到第三阶段。2006 年7 月5 日由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印发的《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对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突破性意义。因此，本文以2006 年作为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点。另有研究表明，从2011 年人均GDP超过5000 美元开始，中国进入发展中国家外资增减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14]。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再次获得加速发展。因此，本文将2012 年作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华人华侨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是否一成不变？如果有所变化，它又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变化过程？从已有研究来看，有学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华侨网络对FDI 流入中国所起的促进作用变得越来越小[10]。反而言之，华人华侨对于吸引中国投资的作用是否也是逐渐减弱呢？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在东南亚的某一国家，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投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华侨联络会

（图源：自摄）

　　（3） 基于企业性质的中国对外投资与华人华侨关系的假设。产业部门比较。服务业具有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不可分离性，与制造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分属不同产业部门的中国企业对于利用华人华侨网络来推动投资的需要也应该是变化的[37]。服务业经常要求与客户保持紧密的联系、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以及适应当地市场的规则和顾客的偏好，尤其是在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如法律咨询和顾问，对当地受过良好教育的综合型劳动力需求旺盛[13]。而制造业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克服一些贸易阻碍如关税和进口配额，但是当生产的产品高度标准化时，了解东道主国市场偏好和客户需求的信息就不那么重要了[19]。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三：在东南亚的某一国家，华人华侨关系网络与中国企业投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在服务业企业中更为显著。

　　职能部门比较。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区别相类似，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对于知识信息强度以及熟悉当地的工人的需求上也有不同[38]。上游的职能部门，如企业总部和研发机构，通常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人才，管理者要对当地市场规则和情况具有综合的认识，掌握一些当地的人脉网络；下游的职能部门，如销售、营销和后续服务，主要依靠的是对当地语言、贸易环境和消费者偏好有着清晰了解的本地人员。而与生产相关的中间部门，对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方面的需求更大，不同于上下游职能部门可通过当地的华人华侨明显的降低特定位置要求的成本和负债。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四：在东南亚的某一国家，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投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在上下游职能部门企业更为显著。

2.3 研究数据

2.3.1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

　　为了调查华人华侨关系网络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影响，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来自中国商务部备案登记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同时，利用已知企业网站的信息扩充对外投资企业数据库，对其重新进行了清洗并依据经营范围定义企业所属的产业部门和职能部门，提高了数据的可比性。最终的数据库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5492 家企业。自2001 年以来，共有5492 家企业在10 个东南亚国家（东盟十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投资。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18.6%）、越南（17.4%）、印度尼西亚（14%） 等国家。表1 列出了中国企业在不同产业和职能部门的数量和分布。数据表明，大多数的中国投资是来自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8.8%）、低端制造业（24.2%） 和中端制造业（13.3%）。在职能部门方面，大多数投资集中在销售部门（49%），其次是生产部门（21%） 和服务售后部门（14.3%）。

表1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的产业和职能部门分类

2.3.2 海外华人华侨

　　对于世界华人华侨的数量，一直以来没有相对一致的统计数量。发达国家移民国有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出入境数据可以利用，也有对非法移民数量的估计，因此发达国家华人华侨的数据相对容易获取。而东南亚的华人华侨经过多重劫难和变迁，大多为超期滞留者或非正式移民入境者且能通过各种方法取得当地定居身份，其数量难以统计[39]。故本文通过多方来源数据的对比分析，最终决定采用2015 年10 月10 日发布的世界华人华侨人口分布统计表的数据作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统计数量（表2）。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特定区域内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故使用一个虚拟变量来度量大规模海外华人华侨群体的存在。如果东南亚某一国家的华人华侨数量大于东南亚十国华人华侨数量的切尾平均数（3437143 人），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表2 2015年东南亚各国华人华侨人口数量情况

　　然而，东南亚各国之间人口总数、国土面积差异较大，单一选取华人华侨的绝对数量作为解释变量难以说明问题。为了遵循研究的严谨性， 另增加华人华侨比例（Chinrate） 以及关系密度（Networkit） 两个变量。海外华人华侨之间通常通过相同的祖籍、相近的血缘关系、相同的工作业务等连接在一起，形成庞大的族群网络，并依靠这种多层次纽带以及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网络，传播和共享信息。借鉴Gao 等[8]的方法，用各国华人华侨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来近似地衡量华人华侨网络的活动强度。一国华人华侨的比例越大，该国华人华侨之间联系越密切[40]，中国企业对其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越高。那海外华人华侨与中国企业经营者之间网络关系的密切程度又应该如何衡量呢？本文仍然选择沿用有关学者对这一指标的替代计算方法，即使用第t 年居住在i国的华人华侨人口占i 国总人口的比例与当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乘积来进行测度[41]，乘积越大，表示两地之间关系越密切，这种网络关系越密切，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

2.3.3 控制变量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需要控制那些可能混淆海外华人华侨和中国企业投资可能性之间关系的因素。根据传统的区位选择和区域经济文献，企业在选择区位时通常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因此，与东南亚各国吸引力相关的3 种变量分别是：① 需求因素，因为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求市场和开拓市场[42]，所以市场规模的大小可以体现出需求量的大小；② 供给因素，主要与生产经营成本相关，如劳动力成本、公司税率[43]；③ 外部经济因素。表3 是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了检查多重共线性问题，对解释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表3、表4）。

表3 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 自变量相关性检验

　　在需求因素方面，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主要是为了寻求市场和开拓市场，故选择与区域经济规模相关的经济变量。区域经济规模由生产总值（GDP） 衡量，数据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The World Bank） 中获取。在供给因素方面，主要是与生产要素成本相关的变量，包括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2015 年东南亚各国劳动力成本数据来自世界上最大的用户的城市和国家相关数据资源网站的Numbeo 网站。资本成本，选取的是全球经济指标网站（Trading Economics） 2015 年东南亚各国的公司税率。在外部经济因素方面，使用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2000 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发生贸易往来的贸易量来控制与中国拥有长期贸易合作关系的国家的吸引力。

3 实证结果

3.1 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间呈正相关关系

　　表5 是混合逻辑模型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东南亚某一国家海外华人华侨的规模（列1和列2） 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积极且显著的关系；ln Chinnum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在华人华侨数量更多的国家，华人华侨数量较多的国家意味着华人华侨网络较复杂，与当地社会网络联系较密切，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在华人华侨数量更多的国家将更容易获取当地信息、降低成本、减少投资风险。Chincomm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华人华侨规模较大的国家。因此，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华人华侨网络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9, 44]，本次研究证实华人华侨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样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表5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区位选择Mixed-logit模型回归结果

　　同样的结论在华人比例（列4）、关系密度（列5） 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了印证。因此，可以认为检验结果与假设一一致。控制变量方面，首先，在东南亚地区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中供给因素比需求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其次，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在与中国有着长期贸易关系的国家投资，这说明外部经济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3.2 华人华侨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间的显著关系增强

　　模型运算结果（表6、表7） 显示，2001 年至2016 年，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与华人华侨之间的关系并非逐渐减弱，而呈现增强的趋势。这一检验结果与原假设相违背。为了深入探究这一情况的原因，通过查阅文献，推测可能有3 个方面的原因：① 在21 世纪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萌芽状态，2002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27亿美元。在投资东南亚的179 家企业中，有近40%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受政治、外交等其他因素影响，并非简单地寻求经济效益，因此对于通过华人华侨来减少交易成本、获取更多信息这一优势的吸引力并不敏感；② 东南亚地区仍然是以发展中国家占多数。根据蒙英华等人的论证表明，华人华侨网络的影响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和法制机制的完善而减弱[10]，因此在东南亚国家普遍经济水平仍然偏低，法律体制仍然不够完善的现状下，华人华侨网络在一段时期内仍能发挥它的显著作用；③ 还与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地位的上升有关。2014 年华裔钟万学成为雅加达特区首位华裔省长，2014 年马华公会和马来西亚民政党重返内阁[45]，这些成果都扩大了华人华侨的社会影响力，也显示出华人华侨在促进经济发展、对外投资方面的巨大潜力。

表6 分时段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区位选择的回归结果(1)

表7 分时段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区位选择的回归结果(2)

3.3 华人华侨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间的关系存在异质性

　　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和职能部门之间，海外华人华侨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不同的。产业部门方面（表8），服务业（列2） 与制造业（列1） 相比，海外华人华侨的规模在服务业企业对外投资中所起的影响更为积极显著。这一发现证实了假设三，也说明海外华人华侨在提供当地信息和知识方面为中国企业融入当地市场发挥了较大作用。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他们常常缺乏所有权优势和一些专利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对服务业管制的松紧程度又是不断变化的，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更具竞争力的成熟市场缺乏相应的经验。最终，这些压力可能导致服务行业的中国企业在陌生市场克服操作复杂性的难度更大。中国制造业企业可以在东道主国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并具有成本效益生产能力的所有权优势，尽管这一所有权优势并没有消除在陌生东道主国生产的成本，但是它部分弥补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劣势，因此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比起利用华人华侨网络获取当地信息的需求，廉价劳动力和成本效益生产可能在标准化产品竞争中更为重要。

表8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区位选择—企业产业和职能部门异质性

　　关于中国企业的不同职能部门，结果发现海外华人华侨的规模对于企业上下游部门的投资所起的影响比起生产部门更为积极显著。相关分析表明，与管理、销售、服务和售后相关的上下游部门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更需要海外华人华侨的帮助，突出了华人华侨群体在中国企业投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的决策中预计的相对重要性，证实了假设四。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混合逻辑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尝试揭示海外华人华侨社会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本文得到两个主要发现：

　　（1） 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的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积极且显著的关系。这个关系意味着海外的宗族社会网络会对母国企业海外投资，有正面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结论与过往研究相吻合。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尽管华人华侨人数众多，但是仍然是一个少数群体。为了能在海外得以生存和延续，华人华侨倾向于团结起来、积极利用各种资源、争取更多的经济与政治权益[10]，久而久之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络对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样重要。中国社会不同于欧美国家，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6]。企业在海外投资时，通过选取华人社会网络较为丰富的地域，有助于降低双方进行交易的“搜寻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法律不健全的地区可以降低契约的执行成本，从而提高商业运作的效率，因此这些社会网络可以成为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2） 本文发现这种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华人华侨社会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然而，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以为这个关系会随着时间推移减弱。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华侨在促进对外投资上的作用并没有减弱。对不同的产业和职能部门的分析发现，对于信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和职能部门，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在具有大规模华人华侨的地区进行布局；相比于制造业部门，这种关系在商业服务业部门更为显著。这些特征都体现了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对本地信息和资源可获得性的偏好。

　　本文的贡献在于利用东南亚地区的数据，对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作用展开实证，充分肯定了社会关系网络对跨国企业全球化的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3 点建议：① 不论是企业投资决策还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都需要重视海外华人华侨关系网络。海外华人华侨网络关系网络可以有效地减少东道主国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差异，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②“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华侨人口比例大，且当地的经济、政治条件等适宜中国企业的进入，中国企业可以加大对其投资，促进经济共同发展[46]；③ 政府部门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来加强中国企业家、华人华侨与特定海外华人团体之间的国际合作，对促进华人网络的扩张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局限在于采用的是国家一级的统计数据，而对于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来讲，仍需细化研究的空间单元。同时，本文最终通过间接方法证明了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没有实际案例加以佐证或深入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与机理。这两方面的问题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研究与考证。

参考文献：

[ 1 ] Cheng L K, Ma Z.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Journal, 2010, 91(361): 75-87.

[ 2 ]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RC,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R.C.,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Exchange Control. Statistical Communique 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2015.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 3 ] Wang Maojun, Xu Yongping. China's OFDI in America: Basic features and determinan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7, 72(8): 1373-1391. [王茂军, 徐永平. 中国在美洲OFDI 的基本特征与决定因素. 地理学报, 2017, 72(8): 1373-

1391.]

[ 4 ] Ramasamy B, Yeung M, Laforet 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ournal ofWorld Business, 2012, 47(1): 17-25.

[ 5 ] Kolstad I,Wiig 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ournal ofWorld Business, 2012, 47(1): 26-34.

[ 6 ] Hsu J, Saxenian A. The limits of guanxi capitalism: Transn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0, 32(11): 1991-2005.

[ 7 ] He Canfei, Guo Qi, Zou Peisi.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Guanxi) between China and its host countries.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3, 22(4): 1-12. [贺灿飞, 郭琪, 邹沛思.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世界地理研究, 2013, 22(4): 1-12.]

[ 8 ] Gao L, Liu X, Zou H. The role of human mobility in promoting Chinese outward FDI: A neglected fact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3, 22(2): 437-449.

[ 9 ] Gao T.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inward FDI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3, 14(4): 611-629.

[10] Meng Yinghua. Ethnic network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D].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2008.[蒙英华. 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对外贸易: 理论与证据[D]. 厦门: 厦门大学, 2008.]

[11] Liu X, Gao L, Lu J, et al. The role of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 firm knowledge transfer across borders. Journal ofWorld Business, 2014, 50(1): 56-68.

[12] Javorcik B. S, Özden Ç, Spatareanu M. Migrant network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4(2): 231-241.

[13] Hernandez E. Finding a home away from home: Effects of immigrants on firms' foreign location choice and performan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4, 59(1): 73-108.

[14] Zhu Hua. A study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developing stage, determinants and counter measure [D]. Dali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1. [朱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发展阶段、决定

因素与对策研究[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15] Liang Yingying. Determinants and strategies research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4. [梁莹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战略研究[D]. 天津: 南开大学,2014.]

[16] Dunning J H. 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0, 22(1): 1-3.

[17] Wen Yuyua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FDI theories and location decis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8, 27(2): 60-73. [文余源. FDI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2): 60-73.]

[18] Charnley J, Cupic Z.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 case for theoretical extension?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3): 381-410.

[19] Yeung Waichung, Liu Weidong. Globalizing China: The rise of mainland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urasian Geography & Economics, 2008, 49(1): 57-86.

[20] Su Liping. Outward FDI: Theories, practice and China's strategy choices [D].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2006. [苏丽萍. 对外直接投资: 理论、实践和中国的战略选择[D]. 厦门: 厦门大学, 2006.]

[21] Yiu D W. Multinational advantages of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1, 7(2): 249-277.

[22] Qiu Y. Personal networks, institutional involve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into China's interior. Economic Geography, 2005, 81(3): 261-281.

[23] Yang C.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ransition: The case of Dongguan. Eurasian Geography & Economics, 2006,47(5): 604-621.

[24] Hsing Y. Blood, thicker than wa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Southern China.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2015, 28(12): 2241-2261.

[25] Sung Y W. The Fifth Dragon: The emergenc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esthesia & Analgesia, 1995, 77(77): 1303-1304.

[26] Saxenian A L.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circul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regional upgrading in India and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 40(2): 35-61.

[27] Yeung H W.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etitive dynam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Regional Studies, 2009, 43(3): 325-351.

[28] Karreman B, Burger M J, Oort F G V.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urope: The role of overseas communiti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93(2):131-161.

[29]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RC. Statistical Bulletin 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6: 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2-10.]

[30] Zhuang Guotu. Historical changes in numbers and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world. World History, 2011(5): 4-14. [庄国土.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 世界历史, 2011(5): 4-14.]

[31] Schmidheiny K, Brülhart M. On the equivalence of location choice models: Conditional logit, nested logit and Poiss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1, 69(2): 214-222.

[32] Heiss F. Discrete Choice Methods with Simu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4.

[33] Wang Can, Wang De, Zhu Wei,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discrete choice model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10): 1275-1287. [王灿, 王德, 朱玮, 等. 离散选择模型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10): 1275-1287.]

[34] Buckley P J, Clegg J, Zheng P, et al.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productivity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7, 47(5): 707-724.

[35] Kelley D, Coner J K, Lyles M A.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Location choice determinant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the State of Indiana. Business Horizons, 2013, 56(4): 443-451.

[36] Dunning J H. 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neglected fa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 29(1): 45-66.

[37] Zhou Y. Beyond ethnic enclaves: Loc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producer service firms in Los Angeles. Economic Geography, 1998, 74(3): 228-251.

[38] Burger M J, Knaap B V D, Wall R S. Revealed competition for greenfield investments between European region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13(4): 619-648.

[39] Zhuang Guotu. A new estimation of the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 & Social Science), 2009(3): 62-69. [庄国土.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62-69.]

[40] Singer Dorothe. The role of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China's FDI inflows. Economics Honors Projects, 2006: 2.

[41] Rauch J E, Trindade V.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1999:116-130.

[42] De Beule F, Duanmu J.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 firm- level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Indian acquisitions.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30(3): 264-277

[43] Fu Wenying, Wu Yanfang. Spatio-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for entry mode of German knowledge-intensive FDI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8): 1361-1372. [符文颖, 吴艳芳. 德国在华知识

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17, 72(8): 1361-1372.]

[44] Amighini A A, Rabellotti R, Sanfilippo M. Do Chinese state- 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differ in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3, 27(4): 312-325.

[45] Jia Yimin, Zhang Yudong, Zhuang Guotu. Annual Report on Overseas Chinese Stud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6: 92-105. [贾益民, 张禹东, 庄国土.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92-105.]

[46] Zou Jialing, Liu Weidong. Trade network of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s from 2001 to 2013.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11): 1629-1636. [邹嘉龄, 刘卫东. 2001-2013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分析. 地理科学, 2016, 36(11): 1629-1636.]

): 1-11.]

向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 ◆ ◆ ◆

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文责自负，与本公众号立场无关

◆ ◆ ◆ ◆

欢迎公众投稿，投稿邮箱[e-mail]，请注明微信投稿字样

回复“0”可获得文章列表

　点击下列标题即可查看相关文章

……